法乐的继承与发展（父母遗产新的继承法）

◎ 王月清

　　“法乐”，本来指佛教的一切演唱与演奏的音乐，后来一般指佛教乐舞。南朝梁代以后法乐遍行于寺院与宫廷，并把它列为正乐，为梁、陈间的雅乐。隋统一南北后，法乐分为两条渠道流传，一条是寺院内部的传承，一条是宫廷的传承。隋平定江南获梁陈旧乐，即清商法乐，以为“华夏正声”，创置“清商署”专门管理清商法乐。《隋书·音乐志》载：“前克荆州得梁家雅曲，今平蒋州又得陈氏正乐，史传相承以为合古，且观其曲体，用声有次，请修缉之，以备雅乐”。隋代称法乐为“法曲”或“清乐”，列为“七部乐”和“九部乐”之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佛曲均与汉地、西域等各佛教盛行地民间音乐有关。《大唐西域记》说：“屈支国（龟兹国）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善，管弦伎乐特善诸国”。除那些专供佛事的赞、颂、咒、偈、梵呗是缘佛经创制而外，其余都是民间音乐。《隋书·音乐志》的“七部乐”、“九部乐”中，西凉部音乐有《永世乐》，曲有《万世车》，舞曲有《于阗佛曲》，天竺部有舞曲《天曲》。可见在当时宫廷音乐也吸收了佛曲的音乐元素。因此可以认为梵呗出自寺院（佛经），佛曲兼本民间音乐。

　　隋炀帝、唐玄宗都曾对法曲作过贡献：“初，隋有法曲，其间清而近雅，器有铙、钹、磐、钟、幢萧、琵琶。……其声金、石、丝、竹以次作，隋炀帝厌其色淡，曲终复加解音。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使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107)贞观年间（627—649），太子李治造慈恩寺，请玄奘等入住，以“九部乐”送玄奘等人进寺。所谓“九部”，大概也只是“清商”法曲而已，(108)其后又列为“法部”。法曲在唐代备受帝王及上层人士喜爱和重视，至玄宗时，把“法部”置于“梨园”。唐朝时期，除了前代传下来的清商法曲之外，印度和西域及南方各国通过非佛教关系的途径传入中国大量的佛曲，加上唐代制作的佛曲，其数量十分可观。唐代乐府中收集保存了大量佛曲，宋代陈旸《乐书》中著录有唐乐府佛曲曲目。在唐代，特别是唐代中期以后，佛教音乐已经彻底地成为社会共有的文化，道俗不分，梵华混流，成为中国民族音乐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进一步改变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形态与结构。

　　从“梵呗”发展出来的“佛曲”，即将佛经配上乐谱进行咏唱，其名称始见于《隋书》，但它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形成，并为佛教所用。隋文帝统一中国后，出现了“人物殷阜，朝野欢娱”的新局向。在尼庵里长大的隋文帝一直深信佛教。他亲自制作了十篇佛曲，名为“正乐”，其内容皆述佛法。又用“法乐童子伎”和“童子倚歌梵呗”在无遮大会上演唱。皇帝亲自创制佛曲，并用童声合唱，这是隋文帝的首创。此风一直延至宋明之世，只是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至唐代，佛曲大盛。宫廷仍沿用隋的九部乐，到唐太宗时增为十部。据陈炀《乐书》卷一五九叙“胡曲调”，记录唐代乐府曲调有《普光佛曲》、《弥勒佛曲》、《日光明佛曲》、《大威德佛曲》、《如来佛曲》、《药师琉璃光佛曲》、《龟兹佛曲》、《释迦牟尼佛曲》、《观法会佛曲》、《宝花步佛曲》、《摩尼佛曲》、《观音佛曲》等等，共26曲。其实，唐代的佛曲远不止这些，加上民间流行的佛曲，数量更是不可胜数。

　　清毛奇龄《西河诗话》载：“李唐乐府有普光佛曲、日光明佛曲等八曲，入娑陀调；释迦文佛曲、妙华佛曲等九曲，入乞食调；大妙至极曲、解曲，入越调；摩尼佛曲入双调；苏密七具佛曲、日腾光佛曲，入商调；婆罗树佛曲等四曲，入羽调；迁星佛曲，入般涉调；提梵入移风调。”在“大曲”（大型宫廷音乐）中，也有一部分“法曲”。杜佑《理道要诀》、《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史书都有天宝十三年七月，官方将《婆罗门》曲改为《霓裳羽衣》曲的记载。这次修改乐名，就是将一些外来的法曲改为汉名。这些外来的以及皇帝自创的一些“佛曲”在唐代宫廷中占了较大的比例，并成为宫廷音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音乐形式之多彩、演出场面之宏丽在诸多的文献中有大量的记载，在敦煌壁画中也有形象地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