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生鱼几条最好或几斤最好_放生现象:现代世俗生活中的异化生存

源自大乘佛经的“释命”代码，在中国、西藏、日本以及邻近的韩国、越南等地流行。解脱现象是基于众生平等的慈悲精神和轮回的因果观念。所谓“吃它半斤，还它八两”；如果能戒杀放生，当然功德倍增，这样感应功效的例子数不胜数。发布的依据主要来自于两个经文，一个是《梵网菩萨戒经》，一个是《金光明经.流水长者子品》；前者是放流的理论依据，后者是设置放流池的依据。其他大乘经典，如第三卷《六度集经》，都有释赎的记载，而《玄奘三藏》第九卷《大唐西域记》，也讲述了大雁塔的故事(盛宴大师，1988)。简而言之，解脱源于戒杀。换句话说，戒杀的下一步必须是释放。杀生只是为了止恶，是消极的善行，放生是积极的善行；不行善而止恶，不是大乘佛教的精神。所以在中国，从北齐的梁潇开始，就提倡割肉不杀动物；从此，释放的气氛渐渐开始。从宫廷到民间，从僧侣到俗人，素食是最重要的事情。为了显示仁政的实施，历届政府每年都定期禁止屠宰几天。从中央甚至地方政府，或者为了祈雨消灾，也有放生动物，禁止宰杀的行为。但“放”现象深入到了基层民间生活，与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只是到了明末清初才开始推行。当然，这与一些佛教知名人士的大力宣传和推广是分不开的。比如明末的莲池大师云起宇宏是最积极倡导放生的僧人，他分别创造了《放生仪》和《戒杀放生文》，使大众对放生所用的仪式有了一定的规范。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放生行为作为一种流行的社会潮流，开始呈现出商业化的倾向，其“为死而捕放生”、“为伤而放，舍杀误杀”等矛盾在当时备受诟病。

改革以来，随着政府日益宽松的宗教政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类宗教活动在宗教场所和民间不断复苏，近年来更加活跃。在此背景下，放生动物的传统宗教活动也日渐恢复和壮大，重新成为一种流行的社会习俗。而且已经演变成社会习俗的放生行为，在实践中也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规模化、商业化、专业化的策划，而不是佛教中原本所指的附带放生。这种基于单一放生目标的行为(即所谓的“功德”积累)，也助长了大量放生造成的动物和物种的需求。然后很多商业机会存在，导致放生行为作为商业行为出现偏差(陈宇峰，1995)。最终的结果是寺庙、信众、猎人形成企业组织架构，将动物商业化，将放生行为变成标准化的程序。商业放生行为也成为了放生文化在当下世俗生活中的一种异化生存状态。这种放生行为的重要特点是，非常注重放生行为的形式和从中积累的“功德”的质和量，而忽略了佛教放生的教义，即不受时间、地点、场合的限制，无论何时遇到，都可以带着慈悲心放生，而忘记了“平等善良、普度万物”和“冷漠无情”。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放生物种有一定的选择性，龟成为了放生者的首选。在放生者眼中，“龟是四灵之一，放生龟的作用远大于放生鸟”。所以把解脱变成目的论的目的是为了消除业障，积累功德。大部分放生者认为放生的功德可以根据生命的多少来计算，放生越多功德越大。但却完全忽略了放生行为造成的生物死亡和生态失衡。二是释放者的动机更倾向于消除职业障碍，有类似中世纪欧洲教廷的“赎罪券”倾向。所以有很多商人，建筑商，医生等。在信众中，他们的放生行为往往是基于某种良知或赎罪心态。第三，只关心放生行为的抽象意义，而忽略了对生物现实生活的破坏等一系列问题。对于放生过程中的捕捉、放生、伤害等问题，用“动物的生死是其因果偶然性，非我所能控制”的理由来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