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生现场，王书庆杨富学-禅宗流行敦煌的原因

禅宗信仰在晚唐五代时期已渗透到敦煌社会的各个阶层，受到当地民众的广泛尊崇，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自北凉以来，敦煌佛教徒就有禅修的传统。敦煌莫高窟的修建最初就与僧人的坐禅有关。前秦建元二年（366年），禅僧乐僔杖锡林野，行至距离敦煌东南二十五公里处的鸣沙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岩，开凿了莫高窟的第一个洞窟。由此看来，莫高窟的乐僔和尚是禅僧无疑。这里远离闹市，人迹罕至，非常适合禅修。随后又有法良禅师在乐僔禅窟旁边重建一窟。此后，在莫高窟开窟禅修的僧人逐渐增多，到北凉时，受内地禅业盛行的影响，敦煌地区出现了单道开、竺昙猷、释道绍、释道法、释法颖、释超辨、释慧远、昙摩蜜多等以修习禅定见称的高僧。时人认为“沙门之体，必须摄心守道，志在禅诵，不干世事，不作有为。”修禅被认为是佛教修习的根本，故而“坐禅苦行”在北魏以后蔚然成风，“京邑比丘悉皆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从莫高窟现存最早的一组北凉石窟267、268、269、270、271来看，面积都小，应为习禅静思的禅室，而开凿于西魏大统四年（538年）的莫高窟第285窟中也修建有八个小禅室，仅可容膝，而且窟形低小，显然属于敦煌沙门“凿仙窟以居禅”的形象资料。

其次，应归因于敦煌当地政权的支持与世家大族的参与。敦煌历史上虽然有过多次的政权动荡与少数民族的入侵，但自从佛教在该地区兴起之后，很少发生如中原地区那样专门针对佛教势力的灭佛事件。在各族统治者的扶持下，佛教成为敦煌的全民信仰，佛教思想由此成为历代统治者的精神载体。

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乘机占领了陇右地、河西地区。吐蕃占领敦煌后，大力扶持佛教，藉宗教之力以加强统治。他们提高僧人地位，不断向寺院布摊财物、田产、水碾以及依附人口等。当地民众信仰佛教者日益增多，佛教势力迅速膨胀。在吐蕃管辖敦煌后期，唐王朝统治的中原地区发生了“会昌法难”，中原佛教遭受了沉重打击。敦煌佛教躲过了这场法难，继续保持着独尊的地位。到张氏归义军时期，归义军统治者亲自参加设斋造窟等佛事活动，并宣布保护寺院的财产与依附人口，使得佛教寺院利用各种方式向社会各阶层发展。曹氏归义军政权继续推行尊崇佛教的政策，不仅把争取佛教势力支持作为稳定社会、巩固政权的重要措施，还试图借由发达的佛教文化来提高归义军政权在西北少数民族中的地位，使敦煌佛教长期保持强势。沙州17所大寺中有僧尼千余，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些因素为禅宗在敦煌地区的流行培育了适宜的土壤。

其三，是由敦煌禅宗的杂糅性所决定的。敦煌禅宗信仰内容复杂，既有早期小乘禅，也有北宗神秀渐修禅和南宗慧能顿悟禅，还有摩诃衍的顿渐渐修禅，而更多的则是宣扬南北兼修、禅教合融、儒释合一，具有敦煌本地佛教杂糅色彩的禅宗。这一现象的存在使敦煌禅僧的禅宗信仰不像中原地区一样，专门钻研高深精妙的禅理，而是把坐禅与顿悟结合起来，既强调通过坐禅观想来去除心中的杂念，渐修成佛，同时又主张顿悟思想。他们在宣传禅宗教理时借助经变画、佛曲、变文、禅诗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弘扬佛教精神，非常适合于敦煌禅宗信徒的口味。尤其是慧能所宣扬的“即心是佛”的观点，识己心为佛心，只要不使自己本来清净之心受薰染，便可以己身为佛，己心即佛心。这一观点为钝根者之趋佛指明了道路，对于佛教修养不深、文化水平不高的敦煌僧人或普通百姓来说，无疑具有巨大吸引力。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禅宗在敦煌地区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其信仰者遍及敦煌社会的各个层面。敦煌人当时信仰的既有中国早期安世高般若禅，也有北宗的渐悟、南宗的顿悟，而更多南北宗兼修杂糅各种学说的敦煌本地禅学。

摘自《敦煌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