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佛教历史的奥秘：走进崔正森先生的《五台山佛教》一探究竟

区域佛教史研究的典范--读崔正森先生的《五台山佛教》有感

近年来，区域研究的兴起被视为中国当代史学研究的新趋势，一般认为这是战后史学在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下，目光转向更加关注社会底层历史的学术潮流的表现。在这一学术研究背景下，国家或王朝的历史不再被视为史学研究的唯一主题，史学家们更多地以较小区域的历史进程作为研究对象，使研究能够更加细致、多方位、多层次地展示普通民众的活动和社会表现。历史进程的单位从 "国家"、"民族 "到一定区域的变化，反映了历史学家对 "历史 "认识的根本性转变。此外，区域史的研究取向不仅旨在发现地方史不同于 "国家 "或 "民族 "史的某种独特性，而且期望从地方研究中发展出一种新的历史研究话语，以 "民族 "文化的话语取代基于 "国家 "和 "民族 "文化的话语。更重要的是，期待从地方研究中发展出一种新的历史研究话语，用基于 "民族 "文化的话语体系取代基于 "国家 "文化的话语体系。这种学术转向在近年来的佛教史研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地域佛教研究的兴起充分体现了这一学术趋势。二十世纪中日两国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可分为通史和断代史两个方面。在通史层面，日本的中国佛教史研究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1]在中国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的佛教史著作不外乎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吕其曦先生的《中国佛教源流略讲》等。改革开放后，中国佛教史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中最重要的是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佛教史》和杜继文先生主编的《佛教史》。但是，《五台山佛教史》、《浙江佛教史》、《湖南佛教史》、《江西佛教史》、《云南佛教史》、《贵州佛教史》等一系列地域性佛教研究著作的出版，改变了中国佛教史研究的现状，也为中国佛教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地方佛教与中国佛教的融合与互动，也是中国佛教史研究的终极目标。在传统中国，国家对地方社会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地方社会与国家不仅相互影响，而且没有绝对的界限；国家的存在和国家的行为原本就是地方社会及其历史进程的基本要素，地方历史必然是国家建设进程的基本动力。因此，研究地方佛教，除了发现和抽象出所谓的 "地方特色 "之外，还必须关注地方佛教的流动性和中国佛教整体的 "共性"。因为历史的主体是人，而不是所谓的地域单位；地域佛教的主体是佛教信徒，包括那些僧侣、道士、文人等，他们的历史活动构成了地域佛教的内容。人永远是最活跃的因素，地域界限永远是相对的。因此，区域佛教研究的中心应该是佛教信徒的活动、他们的精神世界以及他们生活环境的互动过程。只有同时把握中国佛教的 "整体性 "和区域佛教的 "地方性"，抓住 "共性 "和 "个性"，才能真正实现对区域佛教的研究。中国佛教除了具有不同省份的地域特色外，最能体现地方特色的当属 "名山佛教"。"名山佛教 "不仅具有独特的地域色彩，更因其独特的信仰体系，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信仰文化。在众多佛教名山中，五台山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然而，日本学者小野胜则出版的《五台山》一书，掀起了日本学术界一股五台山热。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的五台山研究在学术成果上逐渐占据上风，五台山研究会为这方面的工作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多年来，崔正森先生收集整理了大量有关五台山佛教文化的重要研究资料，撰写了一系列专题著作和论文，在此基础上历时十五年撰写的《五台山佛教史》一书，可谓开山之作。

I. 五台山佛教与整个中国佛教的联系与互动

地域佛教的发展总是与一定的时代相联系。同时，地域佛教在中国佛教的脉络中也始终显示出其独特的魅力。本书从佛教传入五台山开始，按历史顺序论述了五台山佛教，内容涉及五台山佛教的兴衰、佛教宗派、佛教名僧、佛教著作、佛教建筑艺术、帝王与五台山、弘法大臣与五台山、名人与五台山、佛教文化的国际交流以及与五台山有关的著名传说等。除上述内容外，书中还收录了其他一些关于五台山的文章。此外，书中还论述了五台山佛教与普陀山、九华山、峨眉山、天台山、法门寺等佛教的关系。作者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新的见解，回答了五台山佛教史上的三十多个疑难问题，表现出极大的理论勇气。

作者对五台山佛教的研究，不是孤立的、局部的、静态的研究，而是放在五大名山乃至中国佛教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如五台山佛教的起源，是先写佛教在山西的传播，后写佛教传入五台山；简述先写中国各朝代的佛教，后写五台山各朝代的佛教等等。由此可见佛教在五台山的地位，对 "五台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五台山是中国佛教的缩影"、五台山有 "中国魏藏 "等结论的影响。五台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五台山是中国佛教的缩影"、五台山具有 "中国卫藏 "的作用。

区域与整体的互动关系在五台山佛教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作者经过仔细考察指出，五台山佛教包容了净土宗、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天台宗、密宗、禅宗，以及藏传佛教的喜莲宗、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包括达赖、班禅、章嘉、真布尊丹巴等教派。他指出，就汉传佛教而言，慧远、昙鸾、道绰、善导、法照都是五台山净土宗的祖师。唯识宗的实际创始人窥基法师到五台山讲经弘法，开设道场，是五台山宗派的创始人。律宗创始人道宣律师也来到五台山，是五台山宗派的创始人。北魏高僧法聪在五台山北寺（今碧山寺）讲解 "四分律"，是中国佛教讲授 "四分律 "的开端。五台山华严宗不仅有传统公认的杜顺、智俨、法藏、澄观、宗密等祖师一脉，而且还有以李通玄为首的华严宗学者，对宋明理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北魏时，五台山僧人灵典作《阿含经》百卷。正是通过对五台山佛教人文精神的研究，作者突破了地域的界限，他不是把五台山佛教与整个中国佛教对立起来研究，而是把五台山佛教放在中国佛教的大背景下研究，从而在五台山特有的时代和空间中表现出其独特的佛教信仰形态和人文精神。这还表现在，本书对僧人、帝王、统治者、名人的思想文化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探讨，从而使本书兼具历史性、学术性和思想性。

彰显五台山佛教的地域色彩

区域划分是区域佛教研究的前提，以往学术界普遍认为五台山的地理范围是五台、繁峙、代县、富平，即 "两省四县"。笔者根据五台山的分布情况，经过实地考察，提出 "两省八县"，即五台山的地理范围应为五台、繁峙、代县、原平、定襄、忻州、盂县、阜平县中的山西省和河北省。区域佛教研究中的区域划分应该有自己的标准，不仅要有地理上的划分，还要有信仰辐射上的划分。崔正森先生提出的五台山佛教文化圈，是长安佛教与洛阳佛教的二元圈，是五台山文化的范围。

地域佛教有其 "地方 "特色，名山佛教 "更具有名山特色，自然五台山佛教最显著的特色就是文殊信仰。因此，在本书的引言中，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修行道场的经典依据，以及文殊菩萨的生平、形象、思想（般若、空、不二、无我论、密法）、禅法、净土、修行道场、信仰等。由于文殊菩萨既是大乘空宗的创始人，又是密宗的鼻祖之一，因此五台山是小乘和密宗以及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发源地。文殊菩萨的三昧传承是一切三昧的基础，所以五台山有顿悟、渐悟的禅法，也有寂照、文字禅、赵州禅、念佛三昧的禅法。其次，文殊菩萨是中国四大菩萨之首，这也是五台山与其他古代名山有文化交流的原因。文殊信仰充分表现了五台山佛教的地方色彩，因为五台山文殊信仰在唐代就由不空三藏从五台山传到全国乃至全亚洲，所以这种 "地方性 "又具有整体的普遍性。

充分利用本地资料

地方佛教研究的意义体现在对大量地方资料的发掘和利用上。作者将五台山佛教史研究建立在大量五台山资料的基础上，如《五台山游记选注》、《五台山诗文选注》、《五台山楹联匾额集》、《五台山碑刻选注》、《五台山文物集成》、《五台山传记选》等。这些资料的收集和利用，为研究五台山佛教及其历史、研究五台山佛教史和五台山佛教史提供了依据。这些资料的搜集和利用，为作者细致入微、潜心探究的写作方法提供了前提保障。同时，方志的利用，也是完成地域佛教研究的重要原因，在本书的书目中，我们发现有《山西通志》、《代州志》、《盂县志》、《寿阳县志》、《五台县志》、《五台新志》等。

作者充分利用地方资料，对一些疑难问题进行考证，提出了新的观点。如苏东坡与五台山的关系，就是通过考证《内制集》，发现他代表宋哲宗给五台山起草了三道诏书，揭示了他与五台山佛教文本的关系，并顺便为河东妇女平反了 "狮子吼 "的历史冤案。五台山最早的寺庙是东晋永和九年（353 年）麦田师道庵所建的恒山寺，其次是东晋永和九年至东晋升平五年（353-361 年）其高僧慧远在原平县所建的圣境寺（今名楼吾寺）、 其后有繁峙县的通中寺、公主寺，五台县的宕昌寺、佛光寺、清凉寺、大佛灵武寺（今称显通寺）。显通寺）。同时，在资料使用过程中，还补充、纠正了《清凉山寺志》等 "志 "书的遗漏和错误。

崔正森先生的《五台山佛教史》为地域佛教提供了一个新的范本，不仅揭示了五台山佛教的内涵和特点，而且为地域佛教研究，特别是四大名山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必将对名山佛教研究和地域佛教研究产生重大影响。